為何需要「公立大學生過半」？

解嚴之後的教育改革運動揭櫫人本主義的旗幟，要求教育體制擺脫國家主義（教育是為了灌輸政權的意識型態）與功利主義（教育是為了訓練有技能的勞工）之雙重桎梏。人本主義主張，教育要回歸到發展人類潛力的本質，去除外加的政治與經濟任務，這才是教育的常態化。在高等教育方面，教改運動主張要打破大學聯考的窄門，讓有意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能夠獲得機會。


在二十幾年前，官方是強烈排斥這種主張，他們仍視大學屬於少數菁英的教育，並不是一般民眾可以任意接近的聖地。在那時，官方的菁英主義思維早就過時，與全世界高教的大眾化、普及化趨勢背道而馳。教改運動者花了很大的力氣，才突破這樣菁英主義的封鎖，終於在1994─1996年的行政院教改會中確定「廣設大學」的政策目標。


只不過，教改運動者沒有料想到，主事者選擇了一條阻力最小的途徑，迅速讓私立專科院校升格，而不願意投入政府經費，廣設公立大學。如此一來，儘管台灣的學士班學士人數從1990年24萬人成長為2010年的102萬人，但是公立學生的比例卻從原先42%直線滑落至27%。


階級界線：私三公一


一項教育社會學實證研究的發現即是，教育學歷的取得是與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有密切相關。如果說以往聯考窄門設定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階級鴻溝，讓大多數的工農子弟被排除在大學之外；那麼高等教育擴張之後，大多數年輕人都有機會進入大學，新的階級區分界線即在於：就讀公立大學的四分之一少數與就讀私立大學的四分之三多數。


到底公立與私立有什麼差別呢？主張教育市場化的人士向來對於政府體制缺乏信心，他們頌揚私部門的企業精神與創新，公立學校被認為像是社會主義下的官僚組織，既缺乏彈性也沒有競爭力。但是看看台灣社會的一般評價，大部分的公立學校在志願排名都是在私立學校前面，也很少補習班或高中將考上私立大學的學生用紅榜標誌出來。


從實際的數據來看，「公優於私」的觀念也有其根據，在2010年，公立學校的平均學雜費是59,490元，而私立學校則是109,806元。公立的生師比是19.7，私立則是23.5。私立學生付出較高的學費，卻沒有享有更好的教育品質。這也難怪，學生與家長會從經濟理性來判斷學校是否值得唸，2010年公立學校的缺額率分別是4.2%與19.7%，換言之，有接近五分之一的私校學校招生名額是沒有學生願意就讀的。








公校不提供機會 私校缺乏特色


台灣當然不乏有志興學之士，也有力爭上游的私立學校，但就目前的狀況來看，「私三公一」的高教資源配置卻造成了嚴重的扭曲。教改運動精神領袖黃武雄很早就提出「公校保障機會、私校發展特色」之觀念，但是台灣目前的情況卻是「公校不提供機會，私校缺乏特色」。就前者而言，公校只吸收約四分之一的前段學生，而且菁英公校一直試圖減少大學部名額，以挪至研究所。結果政府投入於公校的資源不但沒有用來提供教育機會之均等，反而使得公校試圖拋棄其社會與公共的責任。


就後者而言，台灣的私立學校越加呈現畸型化的發展。在高等教育擴張之前，只有外國教會與少數黨國權貴可以設立私校，在每年大學聯考錄取率不到百分之十的年代，這等於是獨門生意，不需要改善品質，就有源源不缺的客源。因此，在以往，私校往往向教育部施壓，要求提高學費上限──原因很簡單，在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再貴的學校也是有人願意唸。在晚近，由於私校之間競爭加劇，提高學費的聲音變小了，私校的經費來源從原先的學雜費收入轉為教育部的補助與政府所提供的貸款，因此與其向學生要求錢，不如向政府爭取。如此一來，台灣幾乎沒有一間私立大學可以不需要政府的補助，無論是間接或直接的。理所當然，在經營者缺乏募款與投注資金的意願前提下，私校是不會有可能發展出其特色。


公校生數應過半


在2011年8月，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提出了「擴大高等教育公共化程度」，宣示未來將達成「達成公立院校學生數過半」的目標。儘管這項訴求引發了私校的反彈，甚至有業者提出「公立學校應是菁英教育」的荒謬言論，無論如何，這是一項非常值得關注的契機。如果能夠增加公立院校學生所佔的比例，未來的高等教育機會將會更均等，更能夠保障弱勢與偏遠地區的子弟。更重要地，精實之後的私校也能夠擺脫依賴政府補助的困境，真正獲得發展特色的環境。（原文於2011年09月13日刊於《蘋果日報》論壇）


【完整內容請見《台灣思想坦克雙月刊》2011. 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