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安會今年末或成立 對華政策成首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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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國傢安全會議開會討論安全議題。
　　11月7日，日本?議院通過法案，新設日本國傢安全保障會議(相當於國傢安全委員會)。實際上，除瞭日本外，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韓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30多個國傢都設立有國傢安全委員會或類似機構。以至於有專傢稱，國傢安全委員會已經成瞭大國的“標配”。
　　那麼，諸國紛紛設立“國安會”的意圖何在呢？
　　[b]設立 多部門協同避安全盲區[/b]
　　周邊強敵環伺的以色列，對安全的重視更加迫切。
　　以色列的情報機構素以強悍聞名。然而，1973年，當以色列全國都沉浸在贖罪日的假日氛圍之中時，埃及和敘利亞突襲以色列，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因為情報部門的判斷失誤，以色列隻得倉皇迎戰，差一點陷入亡國境地。
　　在這次戰爭後，以色列開始意識到不能完全隻依賴於情報機構的意見。推動建立一個類似於美國國傢安全委員會的聲音開始在國內湧現，然而推動建立國安會的努力幾乎進行瞭20多年，才終於在1999年內塔尼亞胡任總理時實現。
　　以色列的“國安會”隸屬於總理辦公室，力圖在決策制定過程中，能夠全面地瞭解軍方、情報部門、外交部門的情況，它是以色列總理和政府在有關國傢安全領域協調、整合、分析和監測工作的中樞。
　　以色列的情況雖然特殊，但成立“國安會”的考慮，卻和他國並無太大不同。成立一個最高層面的安全機構，制定全方位的國傢安全戰略，處理重大危機事件和維護國傢安全，是很多國傢設立“國安會”的初衷。
　　《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專欄作傢吉迪恩·拉赫曼認為，成立“國安會”最首要的好處是能夠實現從各部門各自為政到協同合作。顯然，不同的政府部門在部門利益、組織結構、政策目標和工作方式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在事關國傢安全的議題上，單一部門提出的方案，往往局限於本部門所掌握的信息和本部門的意識，無法更好、更全面地預防以及應對危機。成立一個超越於各部門之上的機構，能夠更廣泛地協調各方利益、資源，提高效率，並在決策制定時做出更加符合國傢利益的選擇。
　　[b]職責 日本“國安會”關註中國[/b]
　　既然“國安會”是一個超越部門界限的機構，就要求一個最高級別的領導來統籌，因此各國“國安會”的最高領導幾乎都是國傢或政府的“一把手”。
　　比如，美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國安會”主席是總統，印度的“國安會”主席是總理，英國的“國安會”主席是首相，德國的聯邦安全理事會主席是總理。俄羅斯方面，關於安全的最高決策機構是1992年成立的聯邦安全會議，也是俄羅斯總統任會議主席，安全會議秘書長直接服從總統命令。
　　但在不同的國傢，“國安會”的權力也不盡相同，有的是協調或諮詢機構，有的則是決策機構。
　　在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社會和國傢的重要利益，制定保障俄聯邦安全的主要戰略方針，並向總統提出建議。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楊成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指出，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功能是制定國傢的安全構想。但在俄羅斯的體制下，安全會議總的來說是處於協調者的身份，執行克裡姆林宮的決策。
　　在以色列，“國安會”則是總理的諮詢機構。但在伊朗、沙特等國，“國安會”則是國防與安全領域的最高決策機構，行使國防與安全事務的最高決策權。
　　因為各國情況不同，“國安會”負責的具體領域也有差別。在印度，維護經濟領域安全是“國安會”的重點任務。印度一直將主權與領土完整、外交獨立自主以及穩定的經濟秩序視為國傢安全戰略的三大目標。1998年印度國傢安全委員會成立後，制定瞭印度的國傢安全戰略，其重點是經濟安全、核安全和印度洋安全。
　　英國2010年成立瞭“國安會”，討論和解決英國面臨的一系列威脅，包括水資源和能源短缺、網絡恐怖活動和自然災害等。
　　日本從2006年就開始研究組建日本的“國傢安全委員會”，並有可能在本年末或次年初成立。日本國傢安全委員會首先討論的議題是日本的對華政策、能源安全和聯合國改革等。
　　而在德國，聯邦安全理事會最主要的一項工作，是討論德國武器出口政策。
　　[b]運行 依賴軍方情報部門配合[/b]
　　雖然世界上有約30個國傢成立瞭“國安會”，但“國安會”到底能不能發揮作用，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
　　以色列成立“國安會”當年，內塔尼亞胡就在競選中失敗，沒能連任總理，此後的歷任總理對“國安會”並不重視，導致其地位非常尷尬。2010年，以色列軍方攔截瞭一支駛向巴勒斯坦加沙救援船隊，強行登船後立即開火，造成至少19人死亡。這在國際社會上引起瞭強烈的抗議，各國紛紛譴責，對於以色列外交而言不啻於一場災難。後來以色列軍方反思自己“掌握瞭錯誤的情報”，採取瞭“錯誤的行動。”
　　以色列安全專傢阿莫斯·哈雷爾表示，這一事件表明，以色列的軍方和安全官員並沒有與“國安會”進行良好的合作。“國安會”發揮作用，依賴於軍方和情報部門的合作，但後兩者顯然並沒有充分配合。
　　2009年內塔尼亞胡重新出任總理，“國安會”也再次受到重視，但其在以色列決策體制中的地位仍然沒有固定下來。哈雷爾指出，以色列“國安會”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與總理的重視程度有關。而且，以色列各個機構之間對國安會的看法也不同，“當‘國安會’領導搬進總理辦公室大樓，與總理辦公室相鄰時，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和總理的軍方秘書長都非常不高興。”
　　在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楊成認為，聯邦安全會議從成立到現在，其發揮作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和誰來擔任安全會議秘書有關。楊成指出，俄羅斯是超級總統制，外交國防權限都在總統。如果安全會議秘書的個人政治影響力很大，和總統的關係很好，那麼安全會議的作用就會強。普京的好友、曾擔任俄羅斯外交部長的謝爾蓋·伊萬諾夫在出任安全會議秘書之時，安全會議的影響力很大，並提出瞭俄羅斯的國傢安全構想。
　　但如果是知識官僚來擔任安全會議秘書，就有瞭一種“榮退”的性質，就會造成安全會議的影響力弱化。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在南奧賽梯發動瞭戰爭，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在下令俄軍對格魯吉亞開戰之後的第二天，才召開瞭聯邦安全會議。
　　對此，拉赫曼認為，“國安會”的結構要能發揮作用，那麼國傢安全顧問必須有能力、有權力去協調軍事、情報、外交等部門的意見，並將這些意見整合，統一成一套連貫的政策，上報給總統或者總理作為建議。而國傢安全顧問與其他的“參與者”之間的權力平衡，也是一門藝術。新京報記者 高美